为推进市人大机关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心、走实，保证机关党员干部党史学习教育成效，市人大机关扎实开展了“党史微故事我来讲”主题活动。

5月6日，市人大机关党组副书记、机关党委书记、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王钧平以“汉中秘密协定与川陕红色交通线的开辟”为主题为大家详细讲述了签订汉中秘密协定、开辟川陕红色交通线的革命历史、重要意义，用口述历史的方式让大家聆听和感受了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历史以及武志平等中共地下党员艰苦革命历程和不畏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伟大革命精神。全体与会干部内心深受触动，思想深受洗礼。

市人大机关"党史微故事我来讲"主题活动以机关各党支部为单位开展，各支部轮流安排一名党员干部在周例会上讲述并交流心得。此项活动将贯穿市人大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旨在让机关全体党员干部积极学党史、讲党史、用党史，做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表率，切实增强干事创业的责任感、使命感。

（李晗）

汉中秘密协定与红色交通线的开辟

首连军

导语：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撤离鄂豫皖进行西征，在川陕边地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至1935年2月陕南战役，先后建立起24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管辖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00万人。川陕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当时第二大苏区。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在1933年6月与杨虎城部所属三十八军订立了一个互不侵犯的“汉中秘密协定”，由此，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开辟了从汉中途径南郑到达川北苏区的“红色交通线”，为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巩固和发展川陕苏区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也为其后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党早期统一战线的成功范例。

深入虎穴，积极谋划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陕入川后，迅速解放南江、通江、巴中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党的各级组织，至次年2月上旬和中旬，先后成立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苏维埃政府。此时，惊恐万分的蒋介石一面全力调集兵力，继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等革命根据地实施第四次、第五次军事“围剿”；一面电告因争夺地盘而在川西平原酣战的四川军阀们休战言和，集中力量对付红四方面军。

1933年初，蒋介石调集38个团，近6万兵力，对川陕苏区进行“三路围攻”。3月23日，刚刚成为中共党员的国民党三十八军少校参谋武志平[1]接受中共上海中央临时政治局西安军事情报组负责人王右民的指示：利用公开身份广泛收集敌军事情报；利用三十八军在陕南与红四方面军接触的机会，建立川陕苏区与中央及其他所需的秘密交通线；利用蒋介石集团派系之间的矛盾，争取白军在作战时中立或哗变等。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武志平精心策划了一个方案。首先，与思想上接近党、在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进步人士杜斌丞建立联系，与其多次交谈关于陕军停战议和的问题。武志平谏言说：“何不与红军秘密联络，互不侵犯？”杜斌丞是杨虎城的高级参谋，杨虎城在重大问题决策时愿意听取他的意见。在西安，杜斌丞曾多次与杨虎城探讨时局问题，并向杨虎城提议，认为可以考虑武志平的建议。在杜斌丞的疏通下，杨虎城终于下定与红四方面军保持友好联络的决心。

1933年4月2日，武志平随军长孙蔚如从西安出发赴南郑（今汉中）。5月初接到的杜斌丞密信中说：“杨虎城已同意与红军友好联络，并经自己推荐由你进行这项工作。”但孙蔚如迟疑不决，武志平借王宗山到南京给孙活动甘肃省政府主席遭到蒋介石拒绝之机，于5月11日在三十八军司令部与孙蔚如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12日，孙蔚如终于下定由武志平出使川北与红军联络的决心，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写绢书一封。军部秘书主任徐梦周提醒武志平，要在争取红军信任方面动脑筋。武志平向孙蔚如提议，首先得向红军表示点诚意。但孙蔚如不太赞同地说：“有我这封绢书足矣！”为了切实给红军一点帮助，武志平秘密将国民党军的密电码、四川地图等放入竹筒，连夜渡过汉江，存放在油坊街的一家茶馆。13日武志平受孙军长委托，化装成红十字会调查员，从汉中出发，随向导渡过汉江，到油坊街茶馆带上那份“礼物”，沿冷水河溯流上行，经南郑县卢家沟、牟家坝、青石关、回军坝，通过陕军哨卡天池寺，进入红军防区西河口。不料，红军此时已因前几天的激战而南撤，地盘被土匪占据。5月14日，武志平夜宿碑坝街。为防止与军队相遇，他迅速返回西河口，沿大西河折向东南到广家店，再经高压河、八海坪、大河坝，进入川陕苏区东北边缘地区。途中，他结识匪首徐耀明，得到了徐的关照。5月17日，武志平在八海坪迷路，夜宿大森林。之后，在松垭子被土匪押解至黑风洞。因匪徒发现了徐的名片，才免受一场皮肉之苦。武志平利用假证件和洪帮的关系，同袁刚结为“兄弟”。该股匪首袁刚为徐耀明的部下，武志平发现他们之间有矛盾，就给孙军长写信一封，孙当即拨给袁刚子弹500发，并委以西乡南区民团团总，赢得袁刚的信任。5月21日，武志平到达川北两河口，见到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24日达到红军总部苦草坝，把孙蔚如军长写给红军的绢书、国民党军总参谋部的秘密信号、口令、密电码、兵种旗语、地对空联络标志，还有一套川陕甘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交予红军。杨虎城密使的到来，引起了张国焘的重视，他设宴款待武志平，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曾中生、后勤部部长郑一斋、卫生部部长苏井观等参加了宴请。在交谈中，武志平说明了来意，也表明了“秘密联合、互不侵犯”的态度。红四方面军总部经研究，认为国民党十七路军主动来与自己建立联系，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整个川陕根据地发展方面，都是有利的。如能进一步打通关系，既可以解除红军后顾之忧、集中全力向四川方向发展；又可以打破蒋介石的封锁，解决部队物资和军需的困难。同时，也寄希望能与上海中央机关取得联系，请他们派一些干部，并在工作上给予支持。

订立“汉中秘密协定”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曾中生等在总部苦草坝研究决定，派军委参谋主任徐以新[2]为特使，随武志平到汉中，与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会面，商谈根据红军总部的“一月宣言”，如何在三个条件之下双方部队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的问题。武志平介绍说，十七路军内部地方色彩浓厚，绝大多数官兵为陕西人，高级军官家庭在家乡是地主，在城市开有店铺置有房产，与资产阶级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普通士兵多为破产农民，没有文化、阶级觉悟低、盲从成分多，军队的纪律性比较差、缺乏革命性。他还介绍了蒋介石拉拢杨部下、安插亲信等情况。所有这一切表明，杨虎城与红军求和只是为了求得一时生存。最后，会议就谈判的基本方针明确了三点原则：一是了解对方意图；二是了解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内部的情况；三是尽可能在杨虎城、孙蔚如内部找到可以争取的人。

1933年5月27日，徐以新随武志平从苦草坝出发，途经通江县辛场坝、碑坝，化装成赶集的老百姓前行，于31日到达汉中。6月1日上午，在南郑城（今汉中城）内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部参议王宗山的家中（今汉中市水利局后院），陕军与红军开始秘密会谈。陕军杨虎城授权孙蔚如为全权代表，孙蔚如安排亲信王宗山[3]参加会谈。徐以新表示：只要你们遵守宣言提出的三个条件，我们愿意同你们保持友好关系。可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孙蔚如表示：希望红军去打胡宗南，他们可给一些帮助。四天时间，武志平与孙蔚如谈判两次，与王宗山谈判三次。陕军内部的意见完全一致，表示不进攻红军，期望红军西进与胡宗南部队作战。在这个原则下，陕军同意双方建立一条可以经常往来的交通线，并愿意帮助红军，提供物资援助和部分军用地图。徐以新表示赞同。

6月5日，武志平和徐以新由南郑赶回川陕苏区，两人购买部分西药、无线电器材和其他物资（如擦枪油等）20余担，雇佣挑夫运出陕军哨线。此时，红军已粉碎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南（江）通（江）巴（中）三县收复，红军总部搬到了辛场坝。徐以新回红军总部去汇报，而武志平则在羊圈关住下，了解当地情况，并给苏区领导人写信，说明杨、孙二人仅能保持中立的原因，表示不能因在政治上难以结合而冷淡对方。红四方面军召开了军委会议，认为应当订立互不侵犯的停战协定，在汉中建立交通站，开辟交通线。于是决定由徐以新第二次出使汉中。

6月24日，武志平与徐以新在碑坝会合，再次去汉中。徐以新表示，红四方面军总部首长完全尊重杨虎城、孙蔚如将军的主张，赞同第一次会谈的磋商意见。孙蔚如很高兴，大摆宴席，招来众亲信见面。双方协商确定：一是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二是相互配合，打胡宗南；三是红军可以设立交通线，陕军可以提供一定的物资；四是在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红军可以用隐蔽的方式来汉中采购部分日用品，并由武志平全权负责处理边界事务。至此，“汉中秘密协定”达成。为保守秘密，协定没有文字记载。武志平与红军联络和协调办理采购之事，陕军只有孙蔚如和王宗山知道。之后，孙蔚如谈了蒋介石在西北的一些部署；徐以新托武志平找到十几位在三十八军中思想进步的中下级军官召开座谈会，了解到不少人对红军同情、对蒋介石反共政策不满。在会上，武也介绍了红军建立川陕苏区的一些情况。

7月1日，武志平和徐以新第二次从汉中携带一批物资到达川陕苏区。这批物资由徐以新与武志平带回，并在凉水井建立起第一个交通站，红军派员接收了物资。回红军总部后，军委再次召开了会议。会议认为，今后应当利用这条线路加强对外往来，采购、运送物资进入苏区；通过孙蔚如的关系交换情报；确定由红军后勤部门直接与武志平联系，确保交通线畅通。当时，盛传红军将向西北方向发展，武志平便向红军总部报告了陕西方面的军事情况，并将西北地区包括青海、宁夏、甘肃河西走廊等地的地形地貌、白军分布及作战策略和战术等，写成了一份书面报告。

1933年9月，川陕根据地迅速扩展，红军发展到近7万人。恼羞成怒的蒋介石急忙任川东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拨给巨额军费和枪支弹药，限三个月内肃清川陕边地区的红军。同时，电告陕军杨虎城率部合围红四方面军。此时的孙蔚如，总想与红军保持一定距离。10月中旬，他密令前哨部队化装成“土匪”毁掉前哨至凉水井通往苏区的几座小桥。武志平察觉到这个危险信号后，立刻通报杜斌丞，希望他设法去影响杨虎城，尽力维持来之不易的协定。是年冬，受杨虎城委托，杜斌丞、常黎夫来南郑抚慰孙军长[4]，顺便处理边界事宜，在汉中居住三个月，对稳定局势起到了良好作用。同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宣布反蒋抗日，遭到蒋介石军队进攻，而与之建立联络的江西红军未能策应，革命政府彻底失败。此外，还有孙殿英进军宁夏的失败，胡宗南部改编为第一军后派老牌特务胡抱一来汉中建立中央陆军办事处。这些因素，都对杨虎城、孙蔚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与红军联络持怀疑态度的孙蔚如惧蒋心理与日俱增，他安排王宗山给武志平写信，让武志平面见张国焘等，劝红军西进，打通国际交通线。

1934年1月，武志平出使川陕苏区，转达了陕军意见，并建议红军再派特使面见孙蔚如。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经研究决定，派西北军委秘书长黄超面见孙蔚如。1月16日晚，陕军与红军在王宗山家再次秘密会晤。陕军方面参加会谈的仍是孙蔚如、王宗山和武志平，红军代表是黄超。黄超把红军带给孙蔚如、王宗山的礼物每人10斤通江银耳送上，并转达了红军首长的问候和对互不侵犯、相互支持的希望。这次黄超虽对孙蔚如希望红军西进的意见没有明确答复，但此行对稳定双方联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消除杨虎城的动摇心理，武志平给杜斌丞写了一封长信，揭露蒋介石过去扣押杨虎城部的军火机器、拉拢收买他部下，现在又培植嫡系、排斥异己和鼓动杨虎城部下师长马青苑叛变等事实，请他建议杨虎城，保持与红军建立起的联系。在之后国民党川军的“六路围攻”中，尽管蒋介石一再令杨虎城部从巴山北麓夹击红军，但陕军虚于应付，并没有直接参加战斗。

开辟红色交通线

为了便于与红军联系和收集情报，也为便于联络上级组织，1933年6月6日武志平选定位于苏区与白区之间，不易遭受民团、土匪袭击的羊圈关以北的一间茅屋作为据点，与三位农民住在一起。此时，他既不能由红军派武装帮助，又不能用白军当警卫。在羊圈关北600米左右的凉水井，武志平租用唯一的一家旅店，聘请几名交通员盖起茅屋两间，对外仍称“红十字会调查员”，代表陕军秘密处理“边界事务”。其间，武志平曾多次写信给上级联络人王右民汇报和请示工作，并通过宋绮云[5]联系收集全国各地的报纸送往川陕苏区。在与上级失去联络的那段时间里，他始终恪尽职守、努力工作，并经三十八军军部徐梦周介绍认识了警卫团长张汉明、靖任秋等共产党员。红四方面军在反“三路围攻”胜利后，派兵重新占领碑坝地区，将前线推进到西河口附近，与陕军遥相对峙。红军选派陈文胜、张田等组成运输队，负责与武志平联络，以便运送从汉中采购的物资。1933年冬，红军总部派川陕苏维埃政府财经委主任郑义斋住在碑坝，负责采购和接送物资，帮助武志平处理交通线上的难题。

1933年6月始，武志平开辟了从汉中途经南郑境内的汉朱路沿线，抵川北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秘密通道，史称“红色交通线”。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在川陕边界先后建立了中线、西线、东线三条秘密通道，共设有交通站11个，物资接转站5个。具体情况如下。

中线：汉中—幺儿拐—油坊街—高家岭—牟家坝—马桑坝—青石关—回军坝—天池寺—羊圈关—凉水井—华林坪（拦马山）—碑坝。始建于1933年6月，是武志平和红军代表进出汉中所走的线路，也是物资运输的主要通道。武志平在汉中城、油坊街、马桑坝、凉水井建立起交通站，雇佣挑夫经常走此线路，经过老林区秘密越过天池寺，通过陕军哨卡后，将物资运送到凉水井，红军便衣队接收运至苏区，碑坝为物资交换终点站。1933年10月，武志平与牟家坝乡马桑坝开客店的老大娘肖成善建立联系，与其大女儿陈新寰结婚。她家距汉中城30公里，从汉中运出物资到此地为第一站，肖大娘和两个女儿陈新寰、陈新英及通信员苟在德、梁秀红等帮助打探消息、掩护干部。当时，川北的羊圈关、西河口一带还没有进行土地革命，阶级成分较为复杂，加之居住人口之间的亲戚关系相互交织，开展地下工作困难很多，但在武志平宣传帮助下，多数人的正义感被唤起，他们不分昼夜地帮助武志平带路送信、通报匪情。武志平聘请的勤务员王芝瑞、余元海，饲养员郭金元等，也给他的工作提供了不少的帮助。虽然武志平对他们付有报酬，但这比起他们所付出的劳动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

西线：马桑坝—小坝—小分水岭—孤云山（南江县境内）—海神湾（南江县境内）—碑坝。为中线的备用线路。陈新寰继父陈甲贵为海神湾富户，是深山小有名气的洪帮头领。武志平利用这个关系，以洪帮大爷的身份四处联络，在猎人方勇的配合下开辟了位于南郑与南江交界处老林区的一条交通线，将海神湾陈甲贵之家作为物资的转运点，经分装后运送至碑坝。这一路虽然极为荒凉难行，但可以绕过陕军哨卡，直接运送弹药、药品等特殊物品。武志平给沿途做小生意的和开店的农户赠送物品、捎东西，他们都能保守秘密。

东线：汉中—城固—西乡—镇巴—韩婆垭—长岭—降头山—渔渡（黎坝）—关门垭。1934年初，蒋介石指令川军以刘湘为首拼凑起110个团共20万人发动了“六路围攻”，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压迫到万源、城口一带击破，从天池寺、西河口、拦马山通往苏区的通道开始受阻。是年1月16日黄超与孙蔚如会谈时，提议在汉中东部镇巴县南与红军交界处再建一个交通站。事后，武志平请准孙蔚如，以到镇巴收编土匪为名，在孙蔚如部最东部防线新辟一条预备线路。是年春节期间，武志平住在镇巴县以南30公里的高脚洞。此地山高林密，南北50公里为土匪出没区，当地著名土匪刘礼沛常来滋扰。韩婆垭北距陕军前哨毛垭塘15公里，南距红军驻地万源滚龙坡近50公里。他从这里开辟了经渔渡到滚龙坡的线路，以渔渡为物资交接点。因线路较长，后改为经韩婆垭、长岭、降头山、黎坝，以红军哨口关门垭为终点。通过这条线路运送重要物资两次。

上述三条交通线，中线为通往苏区的通道，武志平住羊圈关就常走这条线路。这条线路比较便捷，对外影响大，徐耀明匪部经常骚扰羊圈关和西河口。为确保万无一失，武志平又寻找到一条从汉中、城固经西乡钟家沟、骆家坝、大河坝到苏区楼房坪的准备线路，但路途很远，后半为第一次入川路线，土匪袁刚阻碍着这条线路。而徐耀明则危害最大，曾多次劫掠运往苏区的物资。武志平劝徐匪约束部下，但他却佯装不知，有一次，武志平和交通员在羊圈关险些被徐匪杀害。从此，武志平决心灭掉徐耀明。他在袁家沟与袁刚会面，详细掌握了徐、袁两股匪徒之间的矛盾。避开徐耀明的耳目后，他说服袁要及早除掉徐耀明。1933年农历八月十四日是徐耀明的生日，徐准备调袁带部到他老巢防务。武志平给袁刚讲述了《水浒》中林冲火并王伦的故事。而后袁刚出其不意地杀了徐耀明，并吞其部下，小股漏网之徒则逃往广元去投靠川军。后徐残匪引敌军便衣队前来羊圈关偷袭武志平，幸亏他不在，敌人没有得逞。从此，这条交通线开始畅通无阻。武志平曾护送从西安调来的张光远、上海中央局特派员张德生等达到苏区。1934年初形势出现变化，杨虎城、孙蔚如原本答应给红军提供帮助，而这时则只允许武志平送给红军甘肃陇南部分军事地图，资助红军购买药品的费用也仅有1700元，孙蔚如还说“下不为例”。武志平运往川陕苏区的行李担在牟家坝被团长黄亚藩的部下拦截检查，与武志平有往来的西河口农民李明孝等17人到牟家坝赶集，却被指证是红军的间谍而被关押。武志平被迫将自己的家由马桑坝移至偏僻的王谢沟、海口坝，另觅交通线路。武志平在布置交通线、联络关系和采购医药、无线电器材等中，用尽了多年的积蓄，但他无怨无悔，并由此感到无比的光荣和幸福。

1934年6月，交通线暴露了。蒋介石给孙蔚如发来电报：“据密报有伍志平其人，自称系三十八军参谋，住在西河口附近。经常给共匪运输军火、汽油等物，仰就近查办。”孙蔚如回复：“查无伍志平其人。”不久，蒋介石重发来电，只将“伍志平”更正为“武志平”。孙蔚如请示杨虎城，决定中止与红军联络。7月的一天，孙蔚如通知武志平见面，给他看了蒋介石电报。武志平说：“蒋介石是在警告你们，十七路军如果依靠红军，蒋介石还有所顾忌，如果畏惧蒋介石不敢和红军往来，甚至为取信蒋介石而向红军进攻，那就意味着你们是软弱无力的‘技止此耳’。如果蒋介石一旦得手，咱十七路军的后果将不堪设想。”孙蔚如低沉地对武志平如说：“你暂时躲避一下吧，什么时候叫你再来。”8月初，武志平离开南郑，到西安首先见到宋绮云。因上级联络人王右民半年前已离开西安，武志平便向宋绮云汇报在南郑一年多的工作情况。宋绮云鼓励他，并介绍他去上海找王右民。随后，蒋介石开始秘密通缉武志平，宋绮云要他迅速离开西安。临行前，武志平见到杜斌丞、常黎夫，杜斌丞告诉武志平：“杨虎城怀疑红军是有意识将他和红军联络关系宣扬出去，以便将他逼上梁山。”之后，武志平赴上海，按照宋绮云提供的线索在虹口附近一胡同联系到罗爱萍，但未能找到王右民，无奈之下去了北平找到老朋友靖任秋。9月中旬，他俩辗转上海找到中央“特科”负责人王世英[6]。王世英听取武志平的工作汇报后表示很满意，并交代今后工作的原则、方法等，认为目前虽然党与杨、孙之间的统战工作受到破坏，但利用这个关系还可进行情报和交通工作，指示他仍回陕南。刘秉琳给他约定新的通信地址，靖任秋告诉他要多与徐梦周联系。9月底，武志平回到汉中，面见孙蔚如请求保护。孙蔚如宣布：“解除武志平职务，不准在南郑有任何政治活动，否则不能负责其人身安全。”武志平定居在汉中城伞铺街7号，他虽然受到孙蔚如部下监视，但与军部徐梦周仍保持着密切联系，便开始将以前的工作关系恢复起来。1934年11月，中共上海临时政治局派王超北（公开身份为国民党三十八军军需主任）持王世英介绍信找到武志平，传达上级组织指示，要求继续收集情送往川陕苏区。之后，介绍曹受祉与武志平联系，交给他护送潘自力[7]到川陕苏区的任务。武志平在新集镇找到隐蔽在张汉明警卫团阎揆要处的潘自力，准备好证件衣物，将其精心包装一番，通过肖成善，最终安全送达。

1935年2月3日，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主战场在汉中的宁强、沔县、褒城、南郑四县，红军参战12个团共4万余人。孙蔚如驻宁羌县城的独立旅二团团长杨竹荪被活捉，驻沔县城主力王毅武（外号王老虎）四十九旅被击溃。红军俘敌官兵4000多人，悉数放回。2月14日，红军3万兵力向南郑城进击，沿途围攻褒城等孙部据点，18日兵临城下，19日攻打南西关、南关。孙蔚如惊慌失措，一面请求蒋介石增兵救援，一面令武志平出城解围。2月17日（农历正月十四），武志平趁机出城，至城西30里长寨见到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到武侯祠见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之后，赶到四川旺苍坝见到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总参谋长李特等，汇报了陕西方面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作战计划。此时，红军将领对武志平不敢轻信，决定他在所提供的情报未得以证实前不得回汉。3月29日，陈昌浩接见了武志平，对他提供情报的举动表示感谢，并说明陕南战役已经达到“调虎离山，声东击西”之目的，红军马上撤离。武志平向他说明了自己的困境，申请留在红军部队工作。红军领导人因种种顾虑拒绝了他的请求，要他尽快回到陕南，与留守部队—巴山游击队联络。武志平曾到过喜神坝、龙头山，未能找到巴山游击队。之后，联络猎人方勇，潜入深山老林，依然寻找无果。此时，蒋介石派往陕南的胡宗南、陈沛、杨步飞、王耀武等部队总兵力是孙蔚如部的三倍，他们联合当地政府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武志平与曹受祉请示西安宋绮云后，于6月底离开了南郑。爱人陈新英遭敌人追捕转移至延安，小孩留牟家坝王谢沟托人代养。

红四方面军与国民党陕军“汉中秘密协定”的达成，以及川陕红色交通线的开辟，为向川陕革命根据地大量运送物资、维持情报畅通并护送大批革命骨干进入苏区，起到了关键作用。尤为重要的是，这些举措使国民党内部的进步力量与中共组织和红军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密切合作，激发了杨虎城等国民党爱国将领誓同倒行逆施的蒋介石集团斗争的信心与勇气，为三年后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基础。这对于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乃至中国历史的走向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毛主席所评价的，其为“党早期统一战线的成功范例”。

注释：

[1]武志平（1901—1991），北京市朝阳区人，1933年3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2]徐以新（1911—1994），浙江省衢州人。原名徐一新，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驻巴基斯坦大使，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3]王宗山（1896—1977），名登云。陕西省礼泉县人。属国民党CC派，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和黄埔军校外语教官，杨虎城部团长、参议。1949年随胡宗南去台湾。

[4]孙蔚如热恋小姨太，大姨太因情感失落而红杏出墙，与通信员有染，被人发觉自缢。

[5]宋绮云（1904—1949），中共党员，1929年派到杨虎城军部，武志平入党介绍人。任中共西北特支委员、《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兼总编辑，西安事变前后对杨虎城部开展了大量统战工作。1949年9月6日被杀害于重庆戴笠警卫室。

[6]王世英（1905—1968），山西洪洞人，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北伐。1928年参加皖北暴动，后在阎锡山部任职。1931年10月到南京负责军事情报工作。1933年2月负责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情报部工作，后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书记。1936年2月去延安，任北方局情报部局长。建国后，任山西省省长等职，1968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平反。

[7]潘自力（1904—1972），陕西华县人，192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西省委书记等职。1935年初到川北，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工作，后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宁夏省、陕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等职。1955年后，任中国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等国特命全权大使。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汉中市南郑区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