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开展“党史微故事我来讲”主题活动（第九期）。

 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第一党支部朱晓红同志以《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为题，为大家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缪伯英奉献毕生精力以身许党的光辉事迹。

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她把毕生的精力和年轻的生命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她是一面旗帜，一座丰碑，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她为革命事业舍身奋斗的光辉业绩，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所传颂。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

（讲述者 朱晓红）

缪伯英，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一个贫困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缪芸早年曾在岳麓书院读书，晚清中过秀才，受维新运动的影响主张新学，致力于“教育救国”，尤重妇女教育。伯英一九○九年九月至一九一六年七月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念小学，后考入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本部读书。一九一九年七月，缪伯英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也就是今北京师范大学。

我党最早的女党员

 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为各种新思潮所激荡，形成了“中西学术争艳，古今百家齐鸣”的新气象。她到北京不久，认识了正在北京大学学习的湖南老乡何孟雄。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广泛流传，各种社团纷纷涌现。在何孟雄的介绍下，缪伯英对北大的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经常到那里看书读报听演讲。多次聆听李大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的国际运动”、“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史”等课程，很受启发。

 一九二○年三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北大进步学生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缪伯英加入该会。一九二○年九月，李大钊、刘仁静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接着，又成立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缪伯英是最早入团的成员之一。北京共产党小组十一月从青年团员中吸收了缪伯英、何孟雄、高君宇、邓中夏和李骏等五人入党。她成为当时北京地区唯一的女共产党员，也是我国早期共产党组织中最早的一个女党员。

这一时期，缪伯英的思想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来观察、思考问题。她在十二月十五日写的《家庭与女子》一文中，对妇女发出了“顺着人类进化的趋势，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的呼喊，号召女同胞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做新时代的女性。

 一九二一年秋她与何孟雄结婚。这个新家庭是北京党组织的一个联络站，陈独秀从上海赴苏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取道北京时，就住在他们家里。伯英、孟雄一面读书，一面从事群众运动，被同志们称为一对“英”、“雄”夫妇。

接受斗争风暴的洗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迅速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北京地委书记何孟雄赴京绥铁路指导工人罢工。一九二二年下半年，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秘书兼妇女部主任的缪伯英则根据党的指示，常和邓中夏、何孟雄等人，到产业工人集中的丰台、长辛店、南口、唐山和石家庄等地，向工人及其家属宣传马克思主义。深入工人中办夜校、办俱乐部，在自己任编辑的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上，撰稿报道工人运动的情况。

同年八月，缪伯英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开展党外联合战线工作，负责筹备北京女权运动同盟会，推动妇女争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平等权利。一九二三年二月间，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第一任部长的缪伯英，与何孟雄、高君宇、罗章龙、李梅羹等人，全力以赴地领导了京汉铁路北段的总罢工，编印《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揭露军阀政府残害工人的暴行，组织救护受伤的工人，募捐援助失业工人的家属。她不辞辛劳，四处奔走，从事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得更加成熟了。

一九二四年六月，张国焘突然被捕，在狱中供出了缪伯英，北洋军阀政府命京师警察总监“严速查拿”。伯英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当天在何孟雄的护送下，回到长沙乡下的老家。一九二五年一月，缪伯英、何孟雄从枫树湾到了省会长沙，她应第一女师校长徐特立的聘请，到附小担任主事(即校长)。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缪伯英留在长沙，开展湖南妇女工作。

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缪伯英在长沙期间，担任湘区委的第一任妇委书记、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参与湖南省妇女进步团体——省女界联合会的领导工作。在她的指导和发动下，长沙女学生成立了女子宣传队、女子纠察队和女子募捐队，奔走于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宣传革命，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六岁的缪伯英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在广州国民革命政府北伐前夕，湖南人民组织了带有政权性质的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缪伯英作为妇女界代表，当选为委员，参与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驱逐军阀赵恒惕、组织人民群众积极迎接北伐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中心移到长江流域。何孟雄从北京调来，担任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此时，缪伯英也由党派到武汉，协助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蔡畅做妇女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武汉三镇顿时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九月间迁往上海。由于斗争需要，十月初，党组织调何孟雄、缪伯英到上海工作。在上海，缪伯英任沪东区委的妇委主任。何孟雄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农委和军委负责人、沪东和沪中区委书记等职。缪伯英在华夏中学谋得一个公开的职业，担任物理教员，为了便于开展地下工作，她曾化名廖慕群。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她又生下女儿何小英。

上海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斗争环境很险恶。缪伯英胆大心细，处事慎重。他们食无定时，居无定所，时常天未亮出门，深夜才归，回来还要继续工作。照顾小孩的亲戚缪位荣在回忆那段生活时说：“对那种紧张而又危险的生活，开始我还不习惯，有时晚上被惊醒过来后，好久睡不着觉。但我发现他们很坦然，也就放心多了。我在伯英的教育下，逐步树立了为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决心，觉得自己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学会从容不迫地处理突然情况了。

缪伯英是我党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而且一直战斗在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的第一线，在白色恐怖下，日以继夜地为党工作。长期清贫而不稳定的生活，把缪伯英本来就不强壮的身体拖垮了。一九二九年十月，她突然得了伤寒病，送入上海仁济医院，因抢救无效，溘然辞世。时年三十岁。伯英在病危时，对何孟雄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

缪伯英辞世后，灵柩存放在上海扬州会馆。会馆改建时，曾登报通知各户迁出，因何孟雄于1931年1月被捕，在龙华壮烈就义，伯英遗体就不知会馆代迁何处了。随父亲入狱两个孩子在上海龙华监狱被监禁了一年多，后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1932年“一二八”日寇进犯上海时，6岁的重九和3岁的小英失散于战乱中，至今下落不明。

成为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是需要非凡的勇气及坚定的信仰的。因为最初的共产党组织，像一株初生的幼苗，也许能长成参天大树，也许会夭折于雷电风暴的打击摧残。那是一条注定充满风险并暂时看不到前景的路，在那条路上跋涉，不仅需要过人的胆量，更需有拓荒者非凡的献身精神。

我们讲述英雄的故事，感动于他们不为物质所动，不为名利所惑，坚定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为此献出宝贵的青春和生命的崇高境界。我们更要汲取信仰的力量，补足精神之钙，不忘初心，履职尽责，沿着光明的路前行。